卫计委主任李斌“对话”央视 详解健康中国梦

中央电视台财经《对话》栏目播出了长达50分钟的访谈实录，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面对全国观众详细解读了正在进行中的"健康中国"梦。

8月28日晚近10点，中央电视台财经《对话》栏目播出了访谈实录，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李斌面对全国观众详细解读了正在进行中的"健康中国"梦。

面对在网上经常被吐槽，"看病难"的问题、"看病贵"的问题，李斌认为要实事求是，要回应，人民有所呼，改革就要有所应。国家要下决心通过医改，通过改善服务，通过下力气来解决老百姓不满意的问题。

生有所养老有所医

在《对话》节目现场，一副含金量颇高的健康中国健康手册，成为全场最引人注目的数据范本。

李斌：第一个76.34岁，这就是我们2015年的人均预期寿命。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时候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所以过去常说人活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人活七十很寻常，不稀奇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第二个数字是96.5%，这是表明了我们国家全民医保的覆盖面；第三个数字是小于30%，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经过2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通过深入医改，我们现在个人付费在整个医疗费用上的比例从改革前的40%几降到了30%以下。

李斌：在国际上表明，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最常用的还有两个数字，一个是孕产妇的死亡率，一个是婴幼儿的死亡率。这两个死亡率目前我们的水平已经都达到了这样一个优于国际上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都是提前达到了国际上的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所以这表明我们在公共卫生方面也上了一个大台阶。

李斌：从这些数字的情况看，就表明我们国家在我们党的领导和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是不断地进步的。总体上优于中高国家的平均水平。在这方面也是和今夕相比，可以说这个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给健康中国的建设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大力发展家庭医生

李斌：家庭医生制度这也是国际上的成熟经验，像在英国、澳大利亚都有这样的制度，因为家庭医生离病人最近，最熟悉他所签约的患者或者是他所签约对象的情况。所以能够及时观察，及时看护，而且及时根据情况的需要给他转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前年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习主席会见她，她跟习主席说，我也有一个中国梦，她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将来我退休回中国居住的时候，能够有一位家庭医生来照顾我。下来我就跟陈冯富珍女士说，我说你放心，我们中国一定有一天让您美梦成真。

李斌：我们现在距离那一天，我们现在已经做了规划，2020年就要把这一项制度能够基本覆盖。从今年开始，关于分级诊疗已经在全国200多个城市开始试点了。我国优质的医疗资源总量是不足的，而且分布的很不均衡，很多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所以老百姓有一个习惯，有一个毛病就跑到大医院去看病，这样就使得优质资源的效率不能够很好地发挥。不仅如此，还抬高了医疗服务的价格。因此要建立分级诊疗的制度，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四句话：首诊在基层、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形成这样一个有序的就诊的秩序。

李斌：最近看《经济半小时》就反映了厦门的做法，它就是从解决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入手，把这些组合起来，"三师"，一个专科医师、家庭健康医师、全科医师，还有健康管理师，从培训变成一个健康管理师，他们三师结队，然后和居民签约，就对居民健康，从管理到治疗是效果很好的。

李斌：效果很好。还有上海，像分级诊疗制度的建设中，他们创造出一个1+1+1这么一个模式，就是居民你签约一位社区的家庭医生，再签一个二级医院，再签一个三级大医院，有病了先由家庭医生来问诊，日常管理由家庭医生来进行，确实需要转诊，家庭医生负责把他转到上级医院去。这个效果很好，他们说的是柔性的管理，叫软签约、硬绑定，大家都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把自己从预防到治疗很好地结合起来

分级诊疗减少虹吸

李斌：分级诊疗能不能搞得好，关键解决群众对基层医疗群众的信任问题，主要是对他的服务技术，人员的信任问题。现在采取了很多的办法，一个我们这些年在基层，国家投了大量资金，改善了基层医疗服务条件，包括社区医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包括村卫生室等等，也配备了相关的设备等等。但是，看病这个事关键在于人，得有好医生。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千方百计要优质资源下沉，要工作重心下移，双下沉。通过双下沉采取什么形式呢？当然我们过去有很多好的形式，比方说对口帮扶，引导我们的医生到基层去，包括现在的多点执业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形式，通过医联体的形式，县域里面通过医共体，医疗共同体的形式，把它结成大医院和基层的服务机构，结成一个一致性的、连续性的服务整体，开展从康复、预防、治疗一体化的这样一个服务链条。

同时我们控制大医院的规模，解决大医院的虹吸现象问题，这几年也初见成效。大医院不能随便地扩张床位，把病人吸上去，医生吸上去，这种虹吸现象必须要阻断。那么现在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还是有所改善的。另外要改进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问题。

远程医疗作为分级诊疗体系的重要手段，远程医疗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儿童医院的体量是更大了，把全北京、全中国优质的儿童医院的资源都囊括在其中。

李斌：他们有一个联盟性的组织，关键是他们有很好的手段，就是远程医疗，通过信息化这样一个先进的手段，把我们的最优质的医院资源和地方的方方面面的县里面的、省里面的这些资源联系起来了，所以有个疑难重症老百姓就不要盲目的先跑到这儿来排队挂号，而是先在他那个家门口的医院先看一看，搞不好了，再通过远程联系上，确实不行了，绿色通道，转到北京儿童医院来。

层层保险覆盖全民

李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我们在医改初期，针对农村缺医少药，医疗没有保障，而且是这么大一个群体，我们国家7、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这种情况下。从国情出发创立的一个保障制度，这个保障制度最初的时候只有30块钱，当时我们宣传的时候就是少抽一盒烟，健康保你一年。就是只有30块钱保一年。

李斌：但是老百姓划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真的吗？30块钱能看下来这个病吗？这个制度能坚持吗？我们不断地坚持这个制度。国家也不断地加大了投入，从2009年是投入80元，补助80元，现在已经是400多元了。而且这一项制度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开始，逐步地也推广到城市没有工作的城市的居民，城镇居民。再加上我们原来职工医保，这样我们就织起了一张世界上最大的、覆盖面最大的医疗保障网。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制度体系基本上还是健全的，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在这个基础上基本医保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得了大病，出现了家庭的灾难性的支出情况，还有大病保险。大病保险不用个人再交钱，而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当中拿出一部分钱。

此外，还加了商业保险，还加了慈善救助，所以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现在是逐步地健全起来，成为了一个接力棒一样的保障体制。

李斌：覆盖全民，不同的人群。所以这样群众看病就医心里就有底了，改变了过去那种小病扛、大病等，这种不敢去看病这样一个情况。

健康扶贫确保公平

李斌：对于医疗公平问题，需要通过资源的统筹，通过利用我们制度的优势来补短板。关于扶贫的问题，我们国家做了个调查，在贫困人口中大体有重病的有400万，这其中患病慢病的还有900万，有些地方的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的都占到40%左右，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要打好扶贫、脱贫的攻坚战，就一定要把健康扶贫的工作要做好。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实施了健康扶贫的工程，主要是针对农村里面的贫困人口。

减少他们的疾病负担，这些贫困人口在县域内的医院看病住院可以先看病后付费，后结算，有的贫困户可能就交不起这个押金，他住院就有困难。所以这个政策在贫困县都采取这个政策。

李斌：对于边远地区的医疗公平问题，有两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个是西藏，一个是新疆，就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尤其是西藏地区，人口不多，但是条件很恶劣、很艰苦，他们的健康状况、它的医疗卫生条件比较差。按照中央的要求，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总结若干年援藏的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创新的办法，这个创新的办法就叫做人才组团式援藏，过去我们也是派医生到医院去，医生给群众看病，但是当他走了的时候，医院依旧还是原状。这次组装式的援藏，核心要解决它的造血功能问题，把输血和造血结合起来，而且目标很明确，这个目标我们归纳起来就是叫做"一升、两降、三不出"，很好记，大家研究来研究出，援藏什么目标？组团式，2020年达到什么目标，就一升两降三不出。

李斌："一升"预期寿命要提升，"两降"，孕产妇死亡率要下降，婴幼儿死亡率要下降，明显下降。"三不出"，小病不出县，中病不出市，大病不出自治区。所以我们组织了300多位组团式的专家针对它的薄弱点、针对它的短板，到西藏、到新疆进行援助。

全民共治健康中国

李斌：像健康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医疗问题，我们在13亿人口的大国里面，不能单纯靠医疗卫生小处方，一定要靠社会治理大处方来解决健康的问题。

李斌：这就是要转变我们过去的这种理念，也转变我们服务的网络，系统的一种行为，就是要防治结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不仅是群众要防，我们原来承担治疗任务的医疗机构也要防。

李斌：一个就是要使得人民群众更健康，同时也要提高整个的医疗的、卫生的、健康的一个绩效。就是不能把所有的花费都用在治病上，都用在最后的那个阶段上。这样是不划算的，尤其这样一个大国，要像西方北欧有些国家，最后我们就负担不了。治病花那么多钱，我们也负担不了。就像我们看奥运打排球，女排，最后胜利，不是最后那一分，而是一分一分地咬着打、顶着打，才有了最后胜利。我们这个健康中国的建设也是这样的，要从预防开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做，环环相扣，才能实现我们最终的目标。

李斌：这就是四根顶梁柱的四个基石及我们叫四个支柱，一个是合理膳食，一个是适当的运动，一个是心理平衡，一个是戒烟限酒。

李斌：我们新时期卫生与健康的工作方针其中有一句话很重要，将健康融入政策，人民共建共享，一定要发挥社会的力量，我们国家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爱国卫生运动，也坚持了几十年了，在这些年来，在促进全民健康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组织、动员的作用，现在还要发扬好的传统和作风，特别是是要通过爱国卫生运动这种方式，来整洁城乡环境、来改造我们的卫生的厕所，来使得我们的农村天更蓝、水更清、垃圾得到有效处理，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家园。这个也对于大众健康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医改、医保，你们改革了些啥！

8月2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李斌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访谈，畅谈健康中国建设，全面介绍了我国目前医疗卫生情况：
经过不断地改革和推进，通过职工医疗保险、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使得我国的基本医保的覆盖面已经达到了96.5%。

经过2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通过深入医改，患者个人付费在整个医疗费用上的比例从改革前的40%多降到了30%以下。

就李斌主任依据卫生卫计委、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所属的统计部门上报的数据而言，笔者认为：统计数据中的医保报销比例与实际数据严重不符，特别是个人自付部分，远远超出所统计的比例甚远。

经过一年多给血液病孩子的治疗，关于治疗费用上面，笔者认为应该颇具有代表性。并且洞悉了现行医改、医保政策的不完善之处以及当地社保局与医院彼此心照不宣的微妙关系。

对于患普通疾病需要入院治疗的患者来说，目前个人自付30%以下或许准确可信，但是对重大疾病患者来说，以上数据与实际情况悬殊非常巨大。
下面，就以血液病中白血病的急淋B化疗治疗为例，来说明这种个人自付费用项目、社保局和医院关系等来说明个人自付比例为什么如此巨大。

一、 70%的报销率只是概念上的比例。
70%的报销率只是可报部分的报销率，而可报部分只是入院治疗产生的明细项目纳入到医保范围以内的。例如患者住院期间产生了一万元的费用，可报部分一般只有80%左右。这样，该次缴纳的治疗费报销下来只有不足 56%左右。
医保报销70%也只仅仅是一个概念

二、 疗效较好的药费游离在报销账单以外，但是又必不可少。
白血病患儿一般在初入血液科到第一次上化疗药期间，往往会伴有各种感染的症状出现，医院医生会先治疗各种感染。医院为了控制患者的治疗费用，一些疗效好的广谱类抗菌药，不允许药房进购这种药，但是医生却对这些药物是认可的。例如米开民注射液，一只剂量价格是四百至五百元，主治医生会建议患者家属到院外的大药店去购买。该药注射期一般是十五天或者三十天，一个治疗期就是六千元或者一万二千元以上。另外还有化疗药培门冬注射液，一只剂量的价格是四千多元，大多数医生也会让家属从药店购买。此外，还有诸多的其他价格较高的药物。
而患者在医保报销时，游离在医院账单以外，但又不可缺少这部分较大金额的药费是无法报销的，只能由个人承担。

三、 门槛费对化疗患者多次收取非常不合理。
门槛费即个人自付起步费，收取的目的是节约医疗资源和均衡不同级别医院的就诊量。白血病患者化疗治疗一个完整周期需要两年到三年时间，需要住院治疗约二十至三十次以上，一年内可多达十五次以上。患者一般会选择在各省首府的三甲级医院治疗，而报销时医保对三甲医院的门槛费收取的办法是：第一次800元，第二次700元，第三次以后每次600元。这样算下来，一个保险年内，仅门槛费就接近一万元。笔者孩子所参保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一个保险年度封顶为九万元，减去近一万元的门槛费，实际上最高只有八万元的可报销额度。有些小疗花费在两千元到三千元的发票，患者家长干脆选择不去社保局报销。因为即使报销了后，去除门槛费，到手也仅仅只有两、三百元，有的甚至结算完后还是负数。

四、 垫付制度的不合理。
白血病患者初次住院治疗时间一般为四十到六十天，其中包括前期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检查、化疗前对感染的治疗、对第一次化疗的缓解情况的观察等。在这漫长期间的花费仅在医院账目所能够显示出来的一般为8万以上到20万不等，还不算上述医生让在院外药店购买药物的花费。如此巨大的金额让患者家长在短时间内筹备，难度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在医院电脑系统内，患者账户余额在相关部门电脑上会显示的一览无遗。余额不足时，检验科所检查的项目立即停止检查、药房立即停止供药，即使主治医生知道到厉害关系，但是也无可奈何。有的患儿便是在家长筹钱的过程中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使医院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俨然演变成了一种符合商品交易特征的行为，既然符合商品交易行为，但是这种交易却不保证成功率。这样，就迫使一些患者家属四处求助，借高利贷，甚至放弃治疗，同时被动交易也极易引起医、患关系的紧张，是进一步发生流血事件的起因。

五、 医院以外的检测和其他费用没用列入账单显示出来。
在较落后中西部、西南省份的三甲级医院，各血液科都拥有自己的检验室。为了使自己的检验结果能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结论，院方通常会把每位患者同一次的另一份取样标本送到较权威北京海斯特检验中心，进行再次检验，与自己医院做的检测比较和检测自己能力无法检测的项目，而这又会产生一部分费用，这些费用由家属直接交给检查机构，并不列入住院费用清单。
除了这笔费用以外，还有血液病患者日常门诊的检查费用。患者在休疗期间，需要不断的在门诊做血常规、大生化等等检查。这笔费用需要办理门诊大病，才能报销，而大病门诊封顶一年只有两千元，对于频繁检查产生的费用，只是杯水车薪。
另外，有的患者家属为了保护患者的血管不受化疗药物的毒害，需要给患者植入picc输液管和输液港，picc需要5、6天维护一次，每次费用一百多元。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这两笔总费用分别为一万多元和三万元左右。

综合上述，居民医保能报销部分基本上只占到直接相关医疗费的40%左右甚至不足，个人自付60%左右甚至更高。这个数据意味着，若要把一个保险年度内医保封顶的9万元使用完，那么治疗所产生的直接医疗费用实际上花销在21万左右，其中的12万往上为个人自付部分。当可报销部分若超过封顶的9万元金额时，自动启动大病保险，启动后的金额，也仅仅只是概念上可望不可及的一组空虚金额而已。

再说一句题外话，医保能报销到这40%的费用，如果摊到治疗期内的总共花销上，约只能占到20%-30%以下。所以，患者的家庭经济状况依然是不堪重任。
下面，在说说当地医院和社保局相互配合的微妙默契，会给患者就医造成多么极大的不便。

一、 院方转院证难以开出。
患者没用转院证，所参保的社保局对医疗费不予报销。
血液病患者在初次确诊和治疗时，大多是在各省的三甲级医院进行。随着对这种病产生的可怕后果认识越来越全面后，初治疗缓解后部分患者家属在经济能力稍允许的情况下，往往寻求更高的治愈率，便会向院方提出转院要求，转到治愈率更高的医院给患者进行医治，一般去北京、沿海地区三甲级医院的居多。可是当地医院特别是在近年以来，基本不会应患者家属要求，开出转院证，认为自己医院能够治疗，只是治愈率没用发达医院治愈率高；但是如果复发后，当地医院在自己没有办法再次治疗的情况下，才会给开出转院证。这对患者家属而言，无疑是在用患者性命外加巨额资金与当地医院治疗水平在做赌博。

如果换成另外一种说法来理解院方的态度，可否认为：一块大肥肉岂能拱手让给他人？

李斌主任，请问您，这种赌注是否有点太大了呢！

二、 没用转院证，去社保局报销会卡壳。
患者如果没用转院证，有的社保局不予报销，有的则会降低比例给予报销。
转院证有的社保局要求一年开一次，备案以后，期限为一年。更有甚者，要求每次报销时都出具最新的转院证。患者家属无奈之下，一次次厚着脸皮屈身弯腰央求当地医生给开出，报销几次以后，医保柜台内的业务人员干脆就不愿继续多看转院证一眼，这足以说明是社保局在给外出治疗的患者带来很多人为的障碍。
面对医院不给或者难以开出转院证的情况，要是强行转院，有的社保局干脆就来个降低报销比例，理应该报销治病救人的那部分资金，却仍在社保局的账户内。这样，只能进一步加剧患者家庭经济的恶化。
这能否算得上是种明目张胆“合法”的侵权行为？

三 、 周转制度的不合理。
当患者入院治疗的时间超过一定日期和费用超过一定金额的时候，医生会让患者家属办理一次周转，即患者不用出院离开床位，但是必须办理一次出院后，然后当日内再办理入院。此举最直接最明显就能反应出来患者又多缴纳了一次门槛费，而门槛费的收缴单位非医院而是社保局。

当地医院和社保局这种貌似毫无瓜葛相互独立的两个部门，通过最初一些制度的制定，早已是给彼此关照留下了伏笔。
这真是：投桃报李，礼尚往来！

斌主任，相信您也是一位慈祥的家长 ，您在《对话》栏目里畅谈健康中国建设中介绍的那些数据，以笔者看来，只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卫生卫计委的统计部门给您上报来的书面统计数据，这与血液病这种大病的实际支出费用实在是难以重合。

恳请你派调查人员就此事做实际调查！

习近平主席在8月19-20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用全民健康，就没用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李克强总理在大会上指出：要把健康中国工作提升到国家战略的位置。
党中央和多届国家领导人为了全民健康的事业，在日理万机中真是心力憔悴！他们的辛苦奔波让全国人民看着都心疼！
可是，这么多年以来，请问医改、医保，你们改革了些啥！

接访过程中有很多接访的工作人员和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看着这群父母和可怜的孩子都掉下了眼泪，国家的政策替老百姓想的真的很到位也很贴切，不要让中央领导许的愿景和承诺化解消失在我们基层执行的路上，愿我们的国家的保障体系。他们非常有素质有秩序的拉起条幅，表达他们的诉求，他们也觉得给国家和社会添麻烦了，不过他们都是孩子的爸爸妈妈，谁又能忍心看着一个孩子眼睁睁的因为没有钱而放弃治疗呢？我觉得每一个有过做父母经历的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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